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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中发展 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焕新归来的背后******

  (新春走基层)在保护中发展 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焕新归来的背后

  中新网重庆1月19日电 (记者 钟旖)2023新年伊始,对热爱健身的重庆市民而言,经过两年多修缮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重启开放无疑是一大乐事。

  记者19日采访获悉,作为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的焕新回归是一项较为全面的综合保护工程,其背后,还凝结着遵循文物保护“真实性、整体性、延续性”的共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据介绍,1956年竣工的大田湾体育场(以下简称“体育场”)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大田湾,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2009年,重庆市政府将其列为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由于建筑年代久远,体育场出现看台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墙体老化、用房侵蚀较为明显等问题,加固与保护修复工作被提上日程。

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

  2019年12月,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升工程启动。“我们把工程名字叫做‘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充分体现了在工程规划中对文物保护的重视。”重庆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作为重庆市文物修缮单体体量最大的保护与利用工程,此次修缮遵从“修旧如旧、保持外观风貌、局部排危改造、功能与景观相应、重在外观修复”的原则,进行加固与保护修复,延长使用寿命,保护文物建筑的物质载体。

  据透露,工程总建设用地111334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修缮和拆除三部分,涉及总图工程、建筑工程、结构工程、公用工程、文物修缮工程、综合管网工程、景观绿化、市政工程等。

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

  其中,文物保护修缮建筑面积达9665平方米,遵守保护历史信息的理念,尽最大可能利用原有材料,保存原有构件,使用原有工艺。具体包括,重点清理室内外堆积杂物和垮塌构件,对人为不当的添加物进行拆除,包括加建房屋、不当的装修与添加物,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构件进行处理;按原材料原工艺重新修补破损墙体,清理墙体;将主席台正立面恢复至1956年建成后的原貌……

  “修缮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更好地彰显文物的民生功能和风采。”该负责人称,此次修缮工程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了体育场的遗产价值,是保护和传承重庆文脉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相信可进一步提升市民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项目完工后,体育场于2022年12月30日重启开放,包含标准田径场一个,可容纳23200名观众,地下停车位780。室外生态体育公园包含篮球场5片、网球场2片、气排球场1片、乒乓球场8片、门球场2片,地面停车位8个,室内恒温游泳馆一个,可承接全民健身类活动及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运动会等。

  随着新春佳节临近,这一集健身休闲、都市旅游、体育产业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综合体,将成为市民的又一热门打卡地。(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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