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登场，绿媒又数上了：苏有朋、陈立农……5名台湾艺人登台******

　　【环球网综合报道 记者赵友平】除夕夜，央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晚8时登场，有哪些台湾艺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岛内绿媒数上了。“三立新闻网”、《自由时报》均注意到，今年央视春晚名单中有5名台湾艺人登台，往年经常受邀登上春晚的萧敬腾、欧阳娜娜等，不在演出名单中。

　　21日、22日，岛内绿媒《自由时报》、“三立新闻网”先后刊发报道声称，“央视春晚5台湾人登台，演出名单竟未见萧敬腾、欧阳娜娜……”

　　《自由时报》称，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从央视公布的春晚演出名单可见有5名特别被标注“中国台湾”的台湾艺人与表演人员，其中较受关注的就是近期重返歌坛，积极参与大陆综艺节目的前“小虎队”成员苏有朋；其他4人分别为艺人陈立农、姜育恒，以及魔术师简纶廷与音乐剧演员赖多俐。

　　报道称，今年的春晚主题为“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由苏有朋、成龙、赵丽颖、秦岚、白宇等人担纲开场演唱《花开种花家》。表演方面除了歌唱外，还包括相声、魔术、武术、民俗表演、舞蹈等综合内容。

　　此外，“三立新闻网”称，根据央视公开的春晚表演名单，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则找台艺大毕业的硕士生赖多俐带头表演。魔术师简纶廷则是指导了岳云鹏、孙越的相声表演。

　　“三立新闻网”称，来自台湾的还有曾在大陆组成男团出道的陈立农，他与成龙、蒋依依等人合唱歌曲《青春向太阳》。而苏有朋除了开场曲外，也和曾在台湾出道64岁男歌手姜育恒共同演唱《跟往事干了好几杯》。报道称，姜育恒过去被封为“忧郁王子”，专辑《一个人》曾获得第3届金曲“年度专辑奖”，目前定居在马来西亚，“许久未露面又突然登上春晚也让粉丝相当惊讶”。

　　报道还声称，而过去几年经常登上春晚的萧敬腾、欧阳娜娜、张韶涵、杨宗纬、杨丞琳、潘玮柏、王心凌、吴建豪未出现在央视春晚名单，“引发外界讨论”。

　　报道提到，据悉萧敬腾现在人正在法国巴黎参加时装秀，今年同样因《披荆斩棘的哥哥2》爆红的吴建豪同样在巴黎参加时装周，而欧阳娜娜过年期间则返台陪伴爸爸，至于王心凌似乎目前在台湾。

　　对于台湾艺人在大陆参与春节演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作出回应。她表示，春节期间，大陆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春节文艺演出活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参加演出，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她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两岸中华儿女共庆佳节，在祥和喜庆的氛围中感受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感受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馨温暖，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环球网)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