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算计玩过头！苏贞昌“终于”下台 ******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岛内要求当局行政事务主管机构改组的呼声不断，该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何时下台一段时间来成为各界关注焦点。19日，苏贞昌宣布辞职。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随即证实，并指出执政团队将在农历年期间启动调整作业。台湾网友直呼“终于下台了”。
赖着不走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却“慰留”口头请辞的苏贞昌。此后，嘉义市长选举、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持续惨败。《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民进党选战三连败，反映的是选民的失望与怒火，民众看不到民进党改变，只能寄望行政团队能全面改组。
多项民调显示，蔡英文、苏贞昌的满意度皆崩盘。台湾TVBS民调中心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低于四成，对苏贞昌的满意度仅33%，是他上任来最低点，不满意度更高达54%。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亦显示不满意苏施政者高达六成。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称，有57%的人不满意行政团队整体施政表现，创2019年1月以来新高。
蔡英文(右)与苏贞昌(左)。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而苏贞昌却一直赖着不走，努力为留任造势。他设法争取南台湾绿县市长公开支持留任；还制作宣传片自我歌功颂德，却因抄袭“抖音”上的梗惹来各方嘲笑。1月4日，他自行对外宣布普发6000元新台币现金，企图以“小确幸”挽回民心。台湾《联合报》分析指出，事实上，蔡苏不和由来已久。苏贞昌不想走，在不确定蔡英文的意向下，他以抢发现金展现自己并无请辞意愿，并借此逼蔡英文表明态度。另有分析直指，苏贞昌“政治算计玩过头”，只顾着自己抢风头，让蔡英文陷于被动追认的窘境，终于使“蔡苏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崩解。
苏贞昌下台的消息随之传得甚嚣尘上。他近期宴请行政官员，被外界解读为“毕业餐会”；1月10日传出已在收拾办公室物品，并向熟识的朋友致电问候，有人问他是否确定要“休息”？他语带保留地回复“我什么都没有说喔”；11日，台湾《联合报》在头版头条以“苏贞昌今提辞呈”为题，指其当天将在与蔡英文的例会中提出辞呈。
11日，全台紧盯苏贞昌的动向。不过蔡英文办公室却没有证实收到苏贞昌的辞呈，只表示相关调整将在立法机构会期结束后进行讨论。因原定13日结束的会期延至19日，苏贞昌下台的消息也延后公布。此间苏贞昌仍核定多项重大人事、政策和预算案，被解读为“撒币救官位”，他甚至自比袁崇焕，更遭到各界嘲讽。无论怎样挣扎，苏贞昌大势已去。19日，辞职消息终于传来。
劣迹斑斑
极端恋栈的苏贞昌，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可谓劣迹斑斑。
苏贞昌。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苏贞昌在1981年县市长选举后投入政坛，是所谓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2006年被陈水扁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卸任后，他曾代表民进党参与200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2010年台北市长选举及2018年新北市长选举，皆失败。2019年1月，他被蔡英文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
近日，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当选人王鸿薇发文列出苏贞昌施政时期的“五大罪状”，包括政绩不佳、家族承包官方标案引起社会共愤、态度嚣张跋扈污辱立法机构、用人失察及护短、网军治台滥用公帑等。她在“政绩不佳”中强调，台湾近几年物价上涨，民众生活越来越困苦，能源问题更是危急紧迫，且苏贞昌延误了疫苗进口采购，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却从未就此道歉。
“态度跋扈”“经常情绪失控”，苏贞昌留给外界的观感不佳。他多次在立法机构与“立委”公开“呛声”：“立委”许毓仁要求彻查“金管会”时，苏贞昌着急骂道“你叫什么叫”；“立委”郑丽文质询其是否支持台湾发展核潜艇相关问题时，苏贞昌直呛“不要脸”；与“立委”洪孟楷互呛时，苏贞昌还直接“问候洪孟楷的妈妈”……
苏贞昌(左二)在“立法院”答询时，骂国民党“立委”郑丽文，郑丽文不满跑到备询台前表达不满。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观其从政经历，苏贞昌搞“台独”可谓走火入魔。2011年，他抛出所谓“台湾共识”概念，主张以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为主要精神，坚持“台湾主权”立场；在担任民进党主席时，他恢复设置“中国事务部”，暗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近些年苏贞昌还屡屡放话挑衅大陆，有次他赴立法机构备询，有“立委”质问他一直挑衅大陆，是否要将台湾带向战争。他竟回应，一旦发生战争，“给我一支扫帚我都跟他拼”。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苏贞昌全无下限地操弄“反中”“抗中”，故意使用“武汉肺炎”称呼，造谣大陆“隐瞒疫情”，第一时间严禁岛内口罩出口大陆，百般设限使陆生无法返校、陆配及其子女无法归家团圆，借疫情升高两岸对立，其冷漠让人唾弃。
“台独”顽固分子爱看大陆电视剧
多行不义必自毙。2021年11月，国台办列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点名苏贞昌、游锡堃和吴钊燮，并对他们实施惩戒。苏贞昌却扬言为此感到“光荣”，遭批“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去年3月8日，苏贞昌自称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诗文，“女人是平凡的，月朗星稀，是多少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把零零碎碎缝补成美丽”，不过却被发现这首诗文并未收录于《孙中山全集》，而是来自于大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此，岛内网友笑称“‘台独’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口嫌体正直”“民进党别再双标说一套做一套”。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应询指出，从媒体报道看，苏贞昌讲过好几部大陆电视剧了，《延禧攻略》《走向共和》都在其中。她还推荐了《觉醒年代》《人世间》《正阳门下》《山海情》等大陆电视剧，并直言，“有些人口口声声高喊’去中国化’，私下却很诚实地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苏贞昌还曾多次带着媒体在台湾庙宇的神明前发誓“这次参选如果失败就永远退出政坛”，不过每每食言，不断地复出，遭台民众讥讽“骗完神明骗人民”。精于政治算计的苏贞昌此次“终于”下台，民众拍手称快。
近来，外界盛传将由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陈建仁接替苏贞昌的职务。有评论指，只要网军治台、派系治台的乱象不改，民进党换谁都没用。（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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